第十二章 古代哲学的终局（第3页）

这是主张“法治”

的一种理由。

孟子说过：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

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不可胜用也。

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孟子又说：

“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

（皆见《离娄篇》）

孟子所说的“法”

，还只是一种标准模范，还只是“先王之法”

。

当时的思想界，受了墨家“法”

的观念的影响，都承认治国不可不用一种“标准法”

。

儒家的孟子主张用“先王之法”

，荀子主张用“圣王为师”

，这都是“法”

字模范的本义。

慎子的“法治主义”

，便比儒家进一层了。

慎子所说的“法”

，不是先王的旧法，乃是“诛赏予夺”

的标准法。

慎子最明“法”

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指出“法”

的客观性。

这种客观的标准，如钧石权衡，因为是“无知之物”

，故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

不但如此，人治的赏罚，无论如何精明公正，总不能使人无德无怨。

这就是“建己之患，用知之累”

。

若用客观的标准，便可免去这个害处。

《慎子》说：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

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

君舍法，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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