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巴山轮会议 2（第2页）

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形态，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协调（1A）、间接的行政协调（2A）、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1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

这个概念组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

在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概念组合，并且原则上同意2B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因为中国的改革起点不是1A，而可能是半个1A。

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说，中国从1A向2B的过渡将是“第二次长征”

。

很显然，科尔内的类型分类，与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相类似。

吴敬琏在日后的论著中多次引用他的这一观点。

另外一个重要的讨论点，是“一揽子改革”

的战略构想。

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都比较强调“一揽子改革”

的重要性，认为改动经济体制是不能零敲碎打进行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

根据郭树清和赵人伟当时整理出来的会议情况报告来看，会上的代表多次强调了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张要尽快设计推出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

包括托宾、琼斯等在内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等价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和外汇的改革，而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

有专家日后推测，这个意见对1986年的价税财配套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巴山轮会议一直开了6天，到9月7日结束。

在闭幕式上，马洪代表中方致闭幕词，为会议做总结，全面阐述了中方对“有计划商品经济”

体制的理解。

这篇讲稿是吴敬琏和田源起草的。

关于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巴山轮从重庆开出时，就引起了国内传媒和理论界很大的兴趣，人们都希望早点知道讨论的结果。

然而，会议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传媒只能凭自己对改革的认识作出猜测。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这是当年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全力支持改革的经济类周报——按照当时改革派中的流行观点，刊登了一则报道称，“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正处在调整经济结构的时期……不能将目前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简单地画等号”

。

很明显，这则报道把专家的意见彻底地拧反了，吴敬琏不得不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予以澄清。

他在信中说，“外国专家们认为，一个最令人不安的迹象是，出现了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他们建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三管齐下……”

至此，会议的讨论结果才公诸于世。

在中国改革史上，巴山轮会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在2009年时评论说：“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也很少有一个学术的会议会像巴山轮会议对政策的影响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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