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巴山轮会议 2（第3页）

参与会议讨论的张卓元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它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取向，对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会议”

。

会议期间，中国学者深感国际经验之不足，“外国专家讲到任何事物时，都有比较广泛的外国经验，比如讲到养老金，他就讲智利怎么干的，新加坡怎么干的，然后讲哪些对我们可以有参考价值的。

而我们对中国的情况可能的确比较了解，但美国是怎么做的、英国是怎么做的等等，我们就不知道了”

。

在吴敬琏看来，巴山轮会议上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尽管显得有点稚嫩，不过，还是显示出走向成熟的一面。

仅仅在四五年前，中国学者对东欧模式还感到非常的新奇，对市场社会主义颇有迷恋之处。

而到了巴山轮上，他们的改革思路完全地超越了东欧同行，脱离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框，已经跟上了现代经济学的潮流。

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在会后对吴敬琏说，西方的几位经济学家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因为在刚开会的时候，各方还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而到总结的时候，大家的概念和阐述逻辑已经完全一样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巴山轮会议是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思想上告别东欧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

的一个象征性“仪式”

。

巴山轮会议对决策的直接影响是明显的。

就在这个会议结束的11天后，9月18日至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在这个建议中，关于宏观政策的大段论述显然受到了巴山轮会议的影响。

它描述“七五”

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议》采纳了整体配套的思路，提出要“配套地做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

争取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

邓小平在这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

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此后，信贷开始紧缩，经济表现趋于平稳。

人们把注意力转向如何推进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市场取向改革。

不过，这样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到1986年的夏秋之际，从紧政策突然被放弃，经济再度升温，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并最终在两年后以一次惨烈的“闯关”

失败而告终。

这其间的曲折诡异，已成改革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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