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第2页）

因为在他看来，他从事的是利国利民不同凡响的伟大事业，这种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优越感，让他斗志昂扬无所畏惧。

道德，是王安石的鸡血针，甚至海洛因。

司马光也一样。

实际上，历史给了他机会，环境和条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

在他的阵营里，能对差役法一分为二的苏轼已经要算头脑清醒，范纯仁更是客观公正。

这时，哪怕他稍微冷静一点，事情也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糟。

可惜，司马光比王安石还要意气用事和只争朝夕，一门心思沉醉于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废除的他就恢复。

至于这样做是否当真利国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真诚泪水。

悲剧就这样酿成。

看来，恐怕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做出深刻反省了。

道德当然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

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

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

同样，之前的&ldo;不合作主义&rdo;也未必可取。

毫无疑问，不合作本身并没有问题。

作为个人，谁都有权利不予合作，作为政治家却需要慎重考虑。

如果面对的是专制政权或纳粹政权，岂止不能合作，还该奋起抗争。

然而宋不是。

宋代政治至少是开明的，表现就是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天下。

有此前提，留在朝中抗衡岂非更好的选择？

但是司马光做不到，因为他要坚守道德立场，占领道德高地。

结果，君臣可以共治，士大夫却不能相容。

何况祖宗家法只是规定了皇帝不能独断专行，文官集团意见分歧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果，皇帝倒是没有独裁，宰相如王安石和司马光反而成了独裁者，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结果呢？离皇帝独裁也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共治天下变得越来越难，最高权力受到的制约也越来越少。

因为变法原本就有集权倾向，党争则更是便宜了皇权。

何况祖宗家法只是政治规矩，不是政治制度。

如果连这也不足守，士大夫们又内讧不已，本来就脆弱的政治文明便会荡然无存。

显然，政治文明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心理保障，那就是无论在哪个领域，哪怕在战场，都不能鼓吹和提倡什么大无畏的精神。

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权力的就更是如此。

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总得有所敬畏有所不为。

什么都不怕，那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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