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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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一点又是怎么差出来的呢？

直接原因当然是神宗皇帝的一念之差。

他刚刚接到报案时是大发雷霆的，逮捕令和严查令就是证明。

但与王安礼的密谈则告诉我们，他后来变得比较冷静。

冷静很可能是李定他们把事情做过头了，引起了皇帝的警惕。

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头脑里有一位最高检察官，那就是祖宗家法。

没错，善待士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么请问，还能搞文字狱吗？不能。

对翰林学士起糙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经常会有的事情。

但在文人墨客的艺术作品中寻找谋反的证据，则将为士林所不耻。

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

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

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

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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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抓住只言片语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

这是共识，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因为大家都要写作，谁能保证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为政敌苏轼说话，恐怕就因为有此共识和底线。

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视，则因为他们在需要集体捍卫士大夫尊严的时候，做了可耻的事情。

神宗当然丢不起这个人，更怕丢了江山。

实际上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很清楚他们那个靠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政权，其实没有合法性。

没有合法性，又要维持，就只能讲正当性。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是正当性之一。

皇帝们对文官集团客客气气，固然由于教养，心虚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虚了呢？

对不起，就会像后来的徽宗那样，胡作非为。

可见，这种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连士大夫们的坚守也靠不住，否则王珪之流怎么会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么会连声喊杀？皇帝的决策就更是只看怎样才有利于巩固皇权。

所以，尽管神宗并不打算深究苏轼，却也不对御史台喊停。

他对王安礼的解释是：此案毕竟是御史告发。

为了保证言路畅通，只好让苏轼暂时受点委屈。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

熙宁八年闰四月初八，一个不怎么样的御史请求辞职，中丞邓绾为了留住他，上书称其&ldo;资性端谨，终始如一&rdo;。

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笑。

一贯谨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则说：刚才惠卿已经改成&ldo;资性颇邪，终始如一&rdo;了。

这时的君臣同僚之间，还真有点一家人说说笑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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