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东欧来的经验 1（第3页）

后来在无锡的会议上，孙冶方专门做了一个考察报告。

他特别欣赏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制度，在那个国家有2.5万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

，相当于一个车间或分厂，是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直接面对市场，通过市场来协调企业之间的产供销合同。

孙冶方举例说，我国的物资部门派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大使馆出面联系其相应的单位出来接待，结果被告知，该国已经没有物资供应这类机构了。

中国方面很吃惊，问：“如果工厂缺乏动力和原材料由谁来解决呢？”

他们回答：“如果这个工厂连动力和原材料供应还没有解决，那么这个工厂就不用办了。”

孙冶方认为，这种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以销定产”

模式大大好过“以产定销”

的计划模式。

1979年11月，于光远和刘国光等人考察了匈牙利。

他们这次考察得还要细，在3个星期里举办了21次座谈会，接谈了参与匈牙利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相关经济部门的领导以及工厂经营者等等，分别形成了3份调查报告。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从1962年开始，其间颇多曲折也很有成效，特别是该国经济学家对短缺经济的研究与对策，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

仅仅走出去考察，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把专家请进来。

从1979年年底到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他们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和瑞士籍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

1921年出生的布鲁斯（1921~2007年），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

理论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兰格理论的重要传人。

他提出的“含有可调节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

模式，被称为“布鲁斯模式”

。

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是受中科院经济所的正副所长刘国光、董辅邀请来华的。

赵人伟和吴敬琏参加了接待的准备工作，赵人伟全程陪同。

据记载，1979年的最后一天，社科院经济所四楼会议室挤满了人，布鲁斯在这里宣讲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会前，赵人伟执笔拟定了一份问题清单，油印出来提交给布鲁斯。

这张清单上的问题表达了中国经济学家心中的困惑所在：

（一）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大体上有多少种？这些模式各有什么利弊？你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哪一种模式更值得我们作为经济改革的借鉴？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如何利用市场机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有什么区别？对西方经济学界有关“市场社会主义”

、“混合经济”

和两种社会经济制度“聚合趋同”

等说法应如何评价？

（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如在计划、资金、物资、劳动、价格等方面，应给企业多大权限，才能使企业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又不至于造成全社会的盲目性？从东欧的经验看，有没有一个大体的理论界限和数量界限？

（四）经济改革的步骤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采取什么步骤比较顺当？特别是改革应当怎样起步？我们这里有以下几种看法：（1）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2）从组织公司即扩大公司的权限开始；（3）从调整税制和物价开始；（4）从改革计划体制开始，即从减少指令性指标入手。

根据东欧的经验，从哪里着手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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