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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位列京卿(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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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元,你可知十六年前,我因何不再入仕,只是闲居家中,十年不再踏足京城?”

阮元自然称不知。

钱大昕叹道:“其实这番缘故,我早该告知你了。

那是乾隆四十年时,我因丁忧之故,去职归家,这原本是天经地义之事。

眼看家居数年,即将服除,我原也想着守制终了,便回归京城。

可也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二云的来信,二云在五代史事上有些难于抉择之处,前来请教于我,可他来信除了请教,却又提及了另一件事。”

“当时皇上在修《四库全书》,开馆纳士,依二云的学问,自当名列其中。

二云精于史部,不仅将乾隆四年殿刻的《二十三史》一一精校,列于乙部,更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中遍搜北宋薛居正遗文,最后竟将那早已失传百年的《旧五代史》恢复了十之七八。

老夫看了,自然为他欣喜。

薛史早佚,便老夫之前,也未见得全本。

二云修列旧史,成今日《二十四史》之名,实在是有再造之功。”

阮元也知道邵晋涵这些故事,点了点头。

“可二云来信,却不只是为了求教,信的最后,提到这样一件事:皇上对这《旧五代史》辑录,一直颇为上心,故而二云早早手录一遍,献与了皇上。

可没想过得几日,皇上诏二云前去,竟问起二云,为何金章宗之时,竟削去此书之位,仅列欧阳文忠公新史一书?二云一时不明其意,归家后细细看了,方知皇上意思。”

“那《旧五代史》修于北宋之初,彼时宋人自以上国,视四裔为夷狄,故而行文之中,多有贬斥之语,言及契丹,多言‘戎’、‘虏’、‘犯’、‘盗’之字句。

二云想起皇上之言,才知道这些字句,是入不得四库的。

其实欧史亦有此等字句,金人废薛史,也未必是因戎虏之言。

但彼时修《四库》,有些著作,即便入选,皇上也一再下令,有违碍之语,当即改去。

更何况有些国朝鼎定之时的文人集子,只因其中偶有冒犯国朝,即被查禁了……二云也清楚,若是这些字句如数列入四库,只怕自己必遭惩处不说,就连这好不容易辑出的《旧五代史》,将来只怕也保不住了。”

“所以,二云踌躇再三,只好弃车保帅。

他和我说,他之后不久,便将初次辑出文稿毁去,重新辑录了一份,这次便只好对薛史旧文,多有改易了,譬如原文只有戎字,若指的是契丹,便直书契丹。

就连‘犯’、‘寇’诸字,也只得改为‘入’、‘据’……二云也告知于我,他所为此事,实在是无奈之举,眼下考据大兴,古本优于今本之理,二云又如何不知?可为了《旧五代史》能留于后世,他不得不如此了……他说,这书已经失传了一次,他不想因为个别字句的违碍,让这书再失传第二次……”

(按:《旧五代史》辑录之初,于邵晋涵抄本中即有改动,武英殿本更多。

但改字的问题,已于民国之时,由学者陈垣加以修正。

目前常见的《旧五代史》版本,已不存在这个问题。

阮元在京城多年,自然也知道乾隆因为忌讳,在修订《四库全书》之时,对违碍词句,往往有所改动(按:现代古籍整理出版,以古本为据,已是通识,只有全无古本可据,才会以《四库全书》本为据,故而现今流行的古籍版本,除非仅有《四库》孤本,已不存在《四库》改字的问题。

)。

故而也十分同情邵晋涵,问道:“那……难道先生便是因为此事,不愿再回京城了么?”

钱大昕道:“当日之事,也不只如此。

其实不瞒你说,我仕官之事,之前是与你讲过的,那还是乾隆十六年,那个时候,皇上正当盛年,意气风发,凡所决策,无不圣明。

老夫那时候,也是真心把皇上当做神明一般。

可二十年过来,皇上年纪大了,疑忌之心,也与日俱增,民间生员,多有因诗句中偶有一二违碍之处,便被检举出来,定了大逆的。

甚至有些诗句,看来并无不通,却也有人穿凿附会,说是悖逆之言……皇上他清楚,老夫绝无犯上之心,故而老夫写那《廿二史考异》,皇上从未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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