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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南闯北去了，其实就是在临近的城市打着散工，每个月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母亲有些文化，学舞蹈出身，早些年在市里的剧团工作，也是长期不在家，偶尔有个巡演，基本是几个月看不到人。

我算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

後来一次剧烈的争吵後，父亲回来创业，建了个养猪场开始养猪；母亲则离开了剧团，後应聘成了我校的老师，教语文。

那一年是我人生转折的最重要一年，就在这年春天，家里出事了。

父亲先因聚众赌博被行政拘留，後又以非法集资罪被批捕。

当时我已经几天没见到父亲了。

他整天呆在家里的猪场，说是照看猪崽，难得回家几次。

但不光我们自家人知道，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家猪场是个赌博据点，邻近乡村有几个闲钱的人经常聚在那儿耍耍。

母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平时有些严肃认真，但骨底里性子十分烈，为此她和父亲大吵过几次。

每次家门口都围了个里三圈外三圈，然後亲朋好友上前劝阻。

相对於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混社会的父亲，母亲多读了几年书，平时以知识份子自诩，脸皮薄，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套她学不来　爷奶奶一出场，当众下跪，她也只好作罢。

这样三番五次下来，连我都习以为常了，更别说我那性格散漫的父亲。

所以有此一劫并不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实在是因果回圈。

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最後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至於怎麽判，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

「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上大学之後，我才知道９７年修刑後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这个政策下的直接影响者。

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6万缺口。

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1。

５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２。

５万，还缺２万。

别看交了近十万就剩下这零头，所谓是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之前那些自己变卖的借的，基本是从爷爷辈累积下来的财产，如今全填进去了，剩下这点对於母亲当时几百块的月工资来说，无疑是一笔钜款。

况且这也只是买了一颗花生米，赎了父亲的性命，号子要蹲多久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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