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日子（第4页）

因此，塞万提斯开始冶炼苦难。

一个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难便吐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

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

于是，他的抵达正是另一个人物的出发，那就是骑着瘦马、举着长矛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前一段时间我在马德里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纪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就是堂吉诃德的骑马像，后面还跟着桑丘。

堂堂一国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把这个纪念广场以国名相称，叫做西班牙广场，我看在规格上已超过莎士比亚。

这片土地以隆重的骄傲来洗刷以往的无知，很可理解。

但遗憾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过于写实，就像是用油画的笔法描摹了一幅天才的漫画，成了败笔。

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娓娓论述，由史诗转换成雕塑是一种艰难的再创造。

可惜，西班牙历来缺少莱辛这样等级的理论家。

塞万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伪作的《堂吉诃德》第二卷，于是赶紧又披挂上阵与文化盗贼搏斗，方式也就是赶写真的第二卷。

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肿病而去世。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做法不同，目的相同：都想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

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直到两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海涅眼里，只有这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

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

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

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么，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当时，无论是英国的斯特拉福，还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都没有对他们的死亡有太大的惊讶。

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

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五

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的汤显祖。

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儿的日本学者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庆幸东西方的戏剧诗人同时活跃在世界，而让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次年，汤显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紧。

但是，青木正儿先生把中国纪年推算错了。

不是次年，而是同年。

汤显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离莎士比亚去世未满百日。

中国与欧洲毕竟路途遥远，即便是冥冥中的信息传递，也需时日。

如果我们设想有一双神秘的巨手让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同日离开世界，那么，让东方的汤显祖稍晚百日离开，也算是同时。

他们一起，走得何其整齐，又何其匆匆。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

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不再喧哗，开始回忆，开始追悔，开始纪念，开始期待。

一六一六年，让人类惊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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